普通話: 唔講唔知普通話拼音

中文拼音(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Chinese Pinyin)，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於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中文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該拼音方案主要用於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注，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佈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準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在漢語教學中採用中文拼音。2008年9月，中國臺灣地區確定中文譯音政策由“通用拼音”改為採用“中文拼音”，涉及中文英譯的部分，都將要求採用中文拼音，自2009年開始執行。中文拼音是一種輔助漢字讀音的工具。
　　在中國古代，由於沒有標準的中文拼音方案，人們在教學生字時，常使用兩個常見的字進行反切或直拼出這個生字的讀音。這個方法顯然太繁瑣，不易讀准。由於古代沒有標準的拼音方案，致使很多漢字古代的讀音與現在的讀音完全不同。給中華民族的興起起到了一定的阻礙作用。
　　是誰發明了中文拼音呢？說來有趣，為一個外國人。我國古代漢字讀音大多採用“兩字相切”的讀音方法，如“東”（都籠切）。這個方法顯然太繁瑣，不易讀准。西元1610年，法國有個傳教士叫金尼格來到了中國，他是個中國通。他在1626年寫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資》的書中，首次準確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記錄了漢字的讀音。他在中國期間結識了韓雲、王征等人，並在他們的幫助下，在利瑪竇等傳教士漢語注音的西書《西字奇跡》基礎上，編寫了中國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八條規定：“《中文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根據這套規範寫出的符號叫做中文拼音。
　　中文拼音也是國際普遍承認的漢語普通話拉丁轉寫標準。國際標準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8年2月11日）正式通過的中文拼音方案，被用來拼寫中文。轉寫者按中文字的普通話讀法記錄其讀音。”
性質和地位
　　無論中國自己的規範還是國際標準，都明確指出了中文拼音的性質和地位，即漢語普通話的拉丁拼寫法或轉寫系統，而非漢語正字法或漢語的文字系統。中文拼音字母只是對方案所用拉丁字母個體的稱謂，並不意味著中文拼音是一種拼音文字（全音素文字）。
使用範圍
　　中文拼音在中國大陸使用範圍十分廣泛。海外華人地區，特別是華語地區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目前也在漢語教育中進行中文拼音教學。
編輯本段拼讀要領
聲母韻母配合規律
　　“前音（聲母）輕短後音（韻母）重，兩音相連猛一碰。”拼音時要牢記普通話聲母和韻母的配合規律：
　　聲母n及零聲母與開口呼、齊齒呼、撮口呼都有拼合關係。
　　聲母f、g、k、h、zh、ch、r、z、c、s只同開口呼、合口呼相拼。
　　聲母j、x、q只同齊齒呼、撮口呼相拼。
　　聲母b、p、m、d、t不同撮口呼相拼。
　　開口呼、合口呼韻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聲母都有拼合關係。
　　撮口呼韻母只同j、q、x、n、l及零聲母有拼合關係。
　　拼音時還要注意讀准聲母、韻母和聲調的音值。要讀聲母本音，不要念呼讀音（教學中，在聲母後面配上不同的母音，而發出的音叫呼讀音）；要把韻母作為一個整體來讀，不要把韻頭、韻腹、韻尾分解開再臨時拼合；要看清調號，讀准調值。
常用的拼讀方法有以下幾種
　　聲韻兩拼法——把韻母當作一個整體，拿來跟聲母相拼。如：h-ào→（浩）。
　　聲母兩拼法——先找准聲母發音部位，擺好發音的架勢，然後一口氣念出韻母，拼成音節。如：拼讀bā（巴），先閉上雙唇，憋住一口氣，擺好發b音的姿勢，然後一口念出a，成為音節。
　　三拼連讀法——是把帶介音的音節分析成聲、介、韻三個部件，拼音時連讀成一個音節。如：q-i-áng→qiáng（強）
　　聲介合母和韻母連接法--是把聲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來，構成一個拼音部件，再同隨後的韻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編輯本段拼音由來
古代
　　古代沒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拼合起來就行了.
　　古代，中國的回族兄弟不學漢字，學習阿拉伯語，但他們用阿拉伯文的字母來拼寫口語（漢語），所以這是中國最早的拼音。
元朝
　　蒙古統治者用改變了的藏文的字母來拼寫漢語等語言，叫八思巴字。雖然不是專門拼寫漢語的，但是，也算中文拼音的一種。
明朝
　　西方傳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是中國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明末清初
　　出現了用簡單的古字表現漢語語音的拼音方式。民國年間，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這個系統的集中表現。現在臺灣依然使用。但是，同時也出現了拉丁字的拼音運動，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運動結合很密切。
共和國成立後
　　立即由政府制定了“中文拼音方案”，就是現在使用的這一套方案。聯合國也承認的。
　　中文拼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於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中文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
　　該拼音方案主要用於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注，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佈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準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華人地區如新加坡在漢語教學中採用中文拼音。
　　中文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國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中文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
　　1949年，吳玉章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把信批復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於1949年10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中文拼音方案。
　　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各種中文拼音方案1600多個。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
　　漢字筆劃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記式
　　圖案式
　　數字形式
　　而最後決定採用拉丁字母作為中文拼音的符號系統，以便於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
拼音的由來
　　漢字拼音的發明人金尼閣
　　金尼閣，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裏戈，1577年3月3日生於今法國
  [金尼閣]

金尼閣
的杜埃城，當時為比利時領土，故金尼閣自稱比利時人，而陳垣等人亦稱其為“比利時人”。1594年11月9日入耶穌會。1607年往遠東傳教，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即利馬竇卒年）秋抵澳門，翌年春詣金陵。隨郭居靜、高一志二神父學習華語（另一說從郭居靜及王豐肅）。郭居靜神父到杭州開教，他亦同行。後往北京報告南方的教務，深得龍華民的賞識。1613年去羅馬向教皇保羅五世“奏陳教務，並請准翻譯經典，司鐸用華言行聖祭，誦日課，教宗一一允准”，但因客觀情況未實行。但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准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念‘日課’的”。
　　金尼閣“集利馬竇筆記為蠟頂文中國開教史”即《天主教遠征中國史》，1615年1月14日出版（一說1615年2月出版）。此書全部敘述是為歐洲人撰寫的。金尼閣刊行《天主教遠征中國史》，題獻教皇，道“書中初次精確地、忠實地描述了中國的朝廷、風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務問題”，是為歐洲人敘述中國比較完備無訛之第一部書，亦可說是第一部稱得起“漢學”的著作，當時頗具聲譽。是書原為利馬竇神甫的義大利文紀錄，經金尼閣譯為拉丁文，並增加了兩章，敘述利馬竇之病故及殯葬的事。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1583年來到中國，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羅常培根據文章的漢字與拉丁文對照的譯文，整理出一個包括26個聲母和44個韻母的中文拼音方案。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西字奇跡》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金尼閣回歐洲後，演講招募去中國傳教之人，眾人被其極富魅力的鼓動所吸引，爭先恐後，以致於當地教會不得不出面婉言勸阻。金尼閣在吸引和選擇人才方面，可謂功不可沒。同時為在中國的教會圖書館募集圖書，帶來教皇所賜之西書七千多部（《遠西奇器圖說》原作便是金尼閣帶來的七千部書中之一）。
　　1619年，金尼閣再次抵達澳門。1621年春金尼閣“往南昌，旋又赴建昌韶州，視察教務。翌年赴杭州被難；一六二三年，往河南開封開教，翌年往山西”，1625年赴陝西。1626年在王徵的協助下，完成《西儒耳目資》三卷。《西儒耳目資》的目的，據他自述，“在使中國人能在三天內通曉西方文字體系”。
　　《西儒耳目資》作於1625年，1626年在杭州出版，自稱沿襲利瑪竇所創體制，即用利瑪竇二十五字母“互相結合，上加五個字調記號，來拼切一切漢字的讀音。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也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人稱“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中文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寫的，適合於拼寫北京音。於是漢字讀音就顯得極其簡單，極其有條理，不但把向來被人認為繁雜的反切，開了一條所謂‘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並且立刻引起了中國好些音韻學家對於這種簡易的拼音文字嚮往的熱忱”。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糊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餘，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方密之（以智）《通雅》成於1639年，書中再三稱引《西儒耳目資》，如說“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當合悉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漢字拼音化主張的萌芽）。傳教士的方法震動了中國音韻學家，直接啟示他們在西方拼音文字幫助下尋求對漢字記音系統更完善的描寫。稍後劉獻庭（繼莊）的《新韻譜》即在這種刺激下撰成，錢玄同說劉氏已清楚認識到“必須用了音標，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羅常培《劉繼莊的音韻學》一文則認為該書重點就是“著眼於統一國語與調查方言”。錢玄同甚至認為，《新韻譜》成書之年（1692）實可作為“國語運動”的紀元。
　　1627年，再度被召回杭州，從此就在杭州專心傳教和著述。“華人曾言言詞理文筆之優，歐羅巴諸司鐸中殆無能及者。其遠非常人所能及之記憶力，其好學不倦，雖疾病而不輟，其時常從事之譯業，或譯拉丁文為漢文，或譯漢文為拉丁文，使之諳練語言文字，故言談寫作均佳，無論文言或俚語也”。他大部分的著作為拉丁文，寫成中文的即在陝西的《西儒耳目資》一書。
　　金尼閣第二次來華時還帶來大量外文書籍。這不僅因為他個人熱愛書籍，遵循利瑪竇開創的學術傳教之路，而且因為金尼閣在返回西歐前接受了在華傳教會讓其在歐洲廣泛募集圖書，從而在北京等地建立教會圖書館的任務。他這次前來，不只帶來了這些西學人才，讓後人感興趣，他還為中國帶來了整整一個圖書館的書籍。據說，這些書都是精裝本，無一重複，囊括歐洲古典名著和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最新成就。為了募集新書和儀器，金尼閣漫遊義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終於收集了精裝圖書7000餘部。金氏本人估計所收書籍和儀器在離歐時價值1萬金幣。為此，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翻譯計畫，聯絡了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向達先生稱這一舉動：“比之玄奘求經西竺，蓋不多讓”。不幸的是，1629年11月14日在杭州逝世（葬於城外大方井耶穌會司鐸公墓，即今杭州市西湖區留下鎮桃源嶺村），“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畫流產。後來，李之藻和王徵等人零星翻譯了其中一些著作，大部分書籍蒙上塵埃，默默地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七千部”中殘餘的數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重要的科學典籍
　　一、從簡略的回顧中，闡明從19世紀末發展起來的中文拼音運動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漢民族共同語統一的發展趨勢，註定會以失敗告終。二、通過注音符號、國羅、北拉和中文拼音方案的歷史淵源關係，具體說明方案在哪幾方面繼承和發展了這幾種拼音的主要優點並加以創新，從而總結了二十世紀前六十多年來中國人民創制拉丁化拼音方案的歷史經驗。三、通過對臺灣通用拼音與中文拼音之爭的分析，揭示隱藏在這場發生在臺灣的激烈論戰的背後，其實質性問題是什麼。
編輯本段拼音方案
　　漢民族標準語是在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對中華民族的社會、科學文化的發展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語文現代化運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語文現代化運動最初指的是中文拼音運動（當時叫“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通過改革語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適應當時社會發展和科學文化發展的需要，然後富國強兵，振興中華民族。國語運動是建立和推廣漢民族標準語口語的運動，而白話文運動則是提倡用能夠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的運動。三個運動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標，但內在關係卻十分密切。就歷史淵源關係說，切音字運動發生最早並引發了國語運動。其後，國語標準音的確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規範化運動，中文拼音方案的產生，都是由此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的論述也由此入手。
　　中文拼音運動的歷史前奏可以遠溯至明末，但是導致中國社會產生聲勢浩大的中文拼音運動，其直接原因是中國人至今銘心刻骨的“甲午”國恥。這一點錢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現代國音》（1929）一文中說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於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於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於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其實，文字領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經開始，漢字幾千年來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經發生動搖。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了賠償巨額軍費之外，還割讓了臺灣和澎湖等地。其時，朝野震驚，激發了社會民眾，特別是有進取精神的知識階層的愛國天良，大家推究中國失敗的原因，一致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家斷不能富強。”當時，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首先帶頭呼籲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回應，紛紛起來創制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中文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據統計，清末最後十年中，至今猶有案可查的各種拼音方案就多達二十七種。這一時期的拼音方案大多為拼寫某種方言而設計的，但拼音文字畢竟是一種拼寫語言聲音的文字，所以一開始就觸及了漢民族語言的統一問題。被當時稱之為“從事切音運動第一人”的盧戇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兩個基本原則：“字話一律”和“字畫簡易”，也就是文字表達話音，字形簡單易寫。同時，又倡議以南京話為“各省之正音”，這樣全國“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而無言也。”這些話顯然已超出了純粹的文字改革的範圍，涉及民族語言的統一和發展了。
　　但是，盧戇章設計的各種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他後來向清政府學部呈交的《中國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認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駁了。之後不久，一種體現民族共同語發展趨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立刻脫穎而出了。它拼寫的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京音官話”，字母形式完全採用漢字的偏旁。《官話合聲字母》通行極廣，遍及大半個中國，“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遍及十三個省。”王照本人可謂完全把握了當時民族語言的發展趨向，他在《官話合聲字母》序中就明確宣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得到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總教習吳汝倫的支持並跟張之洞以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一起奏請朝廷在“學堂章程”中規定“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理由是“各國語言皆歸一致”，清朝也應“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他們的奏請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於是，中文拼音運動在引發了國語統一運動，並與國語統一運動合而為一的同時，得以從民間躋身政府。之後，清政府學部在“國語教育事業”（1911）中規定拼音“簡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國語，二是範正漢字讀音，並通過了一個“統一國語辦法案”，規定在宣統八年（1916）普及國語。沒想到就在這一年十月，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於是，經公決並通過的“統一國語辦法案”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確定國音，制定字母，統一國語的運動，實際是由下一個社會和國民政府開展起來的。
　　從上面簡略的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十九世紀末發展起來的中文拼音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一，社會的發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語言統一的發展趨勢，註定會以失敗告終。盧戇章設制的第一個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中國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駁了。其後，又有同治進士，朝廷命官勞乃宣設計了幾乎可以使用於各省主要方言的《簡字全譜》（一種漢字筆劃式的拼音文字），“全譜”包括《京音譜》，《寧音譜》（南京話）、《吳音譜》、《閩廣譜》等，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還提出了“引南歸北”的主張：“南人先就南音各譜學習，以便應用，學成之後，再學京音，以歸統一。”勞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見，他進呈的《簡字譜錄》也得到禦批，讓“學部議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學部也仍然因“分裂語言，有礙統一”，始終擱置高閣，不議不奏，而社會上也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認為照他的辦法，“將使中國愈遠同文之治，”罵他是“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對照清末切音字運動中唱主角的盧戇章、勞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別是勞乃宣和因參加了“百日維新”而受到通緝的“欽犯”王照他們兩人的拼音方案的命運，實在是足以發人深省的。
編輯本段拼音關係
　　1912年，民國成立後，政府繼續推行國語。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國語標準音經過“京（音）國（音）問題”大辯論，由“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修正為純以京音為准的新國音，其後注音字母也更名為注音符號，並成為推行國語的利器，使國語進入師範及小學語文教學中，在電臺廣播、電影、話劇等領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陣地。
　　民國時期，從官話到國語，從老國音到新國音，國語運動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驗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沒有明確標準的初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官話）成為有明確規範的高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國語和普通話），必須選擇一種自然語言，作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國語運動在長期的實踐中終於找到了“中國語言的心”（劉複語），明確宣佈以北京（系）作為統一全國語言的標準音（見《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這是它最大的歷史功績，它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所開展的漢語規範化運動、推廣普通話和中文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在中文拼音運動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國語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後期的中文拼音方案，顯然是一脈相承的繼承發展關係。中文拼音方案的設計充分吸收了過去許多拼音設計，特別是國羅和北拉的許多寶貴經驗，並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獨運之處。但更多的是吸取併發展了歷史上許多拼音設計的長處。
編輯本段標調規律
　　有a不放過，（即韻母（也可說母音）中凡是有a的，標在a上。如lao，標在a上）
　　沒有a找 o e ，（沒有a，但有o 或e的，標在 o 或e 上。如lou標在o上，lei標在e上）
　　i u都有標尾巴，（i和 u並列時，標在後面。比如liu，標在u上，gui，標在i 上）
　　單個韻母不必說。（單個的韻母，當然就標它上面了）
　　有a標a
　　沒a標o e
　　i u並列標在後
編輯本段國際音標
　　中文拼音共有63個。其中聲母23個,韻母24個(單韻母6個，複韻母9個,前鼻韻母5個，後鼻韻母4個,）整體認讀16個。
　　23個聲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不是聲母，根據i u,為方便而寫）
　　24個韻母：
　　單韻母6個a o e i u v
　　複韻母9個ai ei ui ao ou iu ie ue er
　　前鼻韻母5個 an en in un vn
　　後鼻韻母4個ang eng ing ong
16個整體認讀
　　zhi chi shi ri zi ci si yi wu yu ye yue yuan yin yun ying
3個介母
　　i u ü國際音標48個
　　20個輔音
　　3個鼻音
　　2個半母音
　　3個似拼音
　　20個母音
　　48個國際音標表
　　[p][m][w][h][i:][t][d][n][j][r][E:][E][k][g]
　　[N][l][C:][C][f][v][u:][u][s][z][B:][Q][W][T][e[A]
　　[F][V][ai][ei][Ci][tF][dV][iE][ZE][uE][dr][Eu]
　　[au][ts][dz]
　　母音
　　12個單元音
　　長母音
　　[i:][E:][C:][u:][B:]
　　短母音
　　[E][C][u][Q][e][A]
　　8個雙母音
　　[ai][ei][Ci][iE][ZE][uE][Eu][au]
　　輔音10對
　　清輔音
　　[p][t][k][f][s][W][F][tF][ts]
　　濁輔音
　　[d][g][v][z][T][V][dV][dr][dz]
　　3個鼻音
　　[m][n][N]
　　3個半母音
　　[w][j]
　　3個似拼音
　　[h][r][l]
編輯本段拼音發展
中文拼音的古代史
　　我國原來沒有拼音字母，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周有光先生稱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這兩種注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唐代守溫在分析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礎上，制定了描述漢字語音的三十六字母，說明當時我國的語音分析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可惜他用漢字來表示這些聲母和韻母，因此，這樣的字母沒有進一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國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中曾經使用“小經”文字，這種文字是一種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比唐代守溫用漢字來表示聲母和韻母又進了一步。共有36個字，其中4個字母是特有的，這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用來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帶有漢字的痕跡，完全採用拼音字母。“小經“同時也為東鄉、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
　　《西字奇跡》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糊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餘，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中文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中文拼音的近代史
　　中國人自己的中文拼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一些愛國知識份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梁啟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麼樣兒啦？”“中國政府非注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一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盧戇章(1854-1928)是我國第一個創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一目了然初階》，公佈了他創制的“中國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後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認為，漢字“或者是當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難者”，而切音新字“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這樣一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
　　繼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之後，開始了延續20年的切音字運動。幾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現，如吳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等。這些切音字方案多數是聲韻雙拼式的漢字筆劃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數只在小範圍內傳習，沒有廣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推行較廣。
　　王照(1859-1933)曾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啟發開始擬定中文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國，以“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官話合聲字母》，採用漢字筆劃作為字母基礎，聲韻雙拼，並且主張以北京話為標準官話。他說：“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他說：“有力讀書，有暇讀書者，仍以十年讀漢文為佳”，“漢文俗話並行，互相補助，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獄，得到釋放後全力推行他的官話字母，“十年之中，堅忍進行，傳習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欽佩。
　　勞乃宣(1842-1921)是音韻學家，他積極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話字母的基礎上補充方言字母，擬定了南京、蘇州、福建、廣東等訪言的方案，統稱“合聲簡字”。推廣這種“合聲簡字”的成績十分顯著，“不識字之婦女村氓，一旦能閱讀書報，能作函劄，如盲者之忽而能視，其欣快幾乎無可名狀”。
　　切音字創制者的目的，雖然不想用它來代替漢字，但是他們希望切音字能夠成為一種拼音文字，與漢字分工，並行使用。然而，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
　　在切音字運動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種多樣、琳琅滿目的，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大系：
　　① 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採用漢字部首作為拼音符號。1892年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一書中提出的“中國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等都屬於假名系。
　　② 速記系：採用速記符號作為拼音符號。1896年到1897年兩年間出版的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速記系。
　　③ 拉丁系：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符號。1906 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拉丁系。
　　1913年2月，讀音統一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審定一切字的國音發音”和“采定字母”。會議開了三個多月。在這次會議上，審定了6500個漢字的讀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確定了“標準國音”；擬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個，這套字母採用漢字筆劃式，字母選自古代漢字，音節採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三拼制，對雙拼的反切法進行了改進，其用途僅在於標注漢字讀音，不作為拼音文字。這套注音字母後來減為37個（聲母12個，韻母13個，介母3個，比雙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幾乎減少了一半。
　　會議對於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給漢字注音，不能與漢字並行使用。黎錦熙明確指出，注音字母的職能是“伺候漢字，偎傍漢字”。
　　注音字母通過之後，擱置了五年，才於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佈。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注音字母，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一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還成立了注音字母書報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讀物，還辦了《注音字母報》。從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國使用了近40年的時間。這對於統一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拼音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層官員中有人覺得“注音字母”的名稱不好，改稱為“注音符號”，以強調這不是一種與漢字並行的文字。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高度評價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說：“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注音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佈，並且在中小學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一有過一定貢獻。儘管今天看來，注音字母還有不少缺點（例如，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共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歷史上的功績，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對於近四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注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
　　五四運動之後，於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甚至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提出：“廢漢文之後”，“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
　　這顯然是一種非常激進的言論，而且把漢語和漢字混為一談，分不清語言和文字的區別，在學術上是錯誤的，因而受到了陳獨秀的批評。陳獨秀指出，語言和文字“此二者關係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絕不能混淆，所以，是“僅廢中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語言乎”還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書之”的意見。
　　這個意見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錢玄同也接受陳獨秀的意見，一同宣導國語羅馬字，開始了國語羅馬字運動。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漢字改革專號》，採用羅馬字的呼聲達到高潮，國語羅馬字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錢玄同發表《漢字革命》的論文，否定漢字，說“處處都足以證明這為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所以漢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可能的事”，“惟有響響亮亮的說漢字應該革命！如此，則漢字改革的事業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滿足於注音字母，認為“漢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應該採用羅馬字母。
　　黎錦熙發表《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提出“詞兒連書”的問題，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趙元任發表《國語羅馬字的研究》，提出了“國語羅馬字的草稿”，使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節的聲調，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號，並提出了系統的詞兒連寫規則。
　　1923年8月，教育部召開國語統一籌備會，決議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員和一些語言學者自動組織“數人會”，提出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正式公佈《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用於給漢字注音和統一國語，“與注音字母兩相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在國語羅馬字運動中，出版了一些讀物，如《國語留聲片讀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佈的《國音常用字匯》，用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式對照。但是，國語羅馬字始終沒有走出知識階層的圈子，沒有在社會上普遍推行，它的影響遠不如注音字母。
　　國語羅馬字一直在臺灣使用，1984年臺灣發表國語羅馬字修訂草案，徵求意見之後，於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佈，名稱為《國語注音符號第二式》，改用於《中文拼音方案》相同的符號標調法來表示聲調。
　　新文化運動中的中文拼音發展
　　在國語羅馬字運動稍後，我國還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制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准了這個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其主要內容是：1. 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13條）；2. 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規則（包括：①字母，②拼寫規則,③寫法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國語羅馬字的基礎上制定的，在標調方式上與國語羅馬字不同，國語羅馬字對於所有的音節都要標聲調，而拉丁化新文字規定：原則上不標聲調，只是在極有必要或極易混同的情況下才標聲調。例如，“買”和“賣”容易混同，“買”寫為maai,“賣”寫為mai。於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正式開始，這個運動推動了中國語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拉丁化新文字的創制者和國語羅馬字的創制者之間曾經進行過激烈的論戰，前者叫做“北拉派”，後者叫做“國羅派”。後來他們都發現，兩派在一些根本問題的認識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個別枝節問題上有分歧。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說：“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中國人自己創制的拉丁字母式的中文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在談到現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
　　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之後，親自寫信給蔡元培說：“讀《新文字意見書》，赫然列名於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於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讚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1 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佈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i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在抗日戰爭的最緊急年代裏，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形成一個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前所未有的群眾性文化革命運動。這場運動不但沒有被戰爭的炮火摧毀，反而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裏在全國各地到處開花結果。新文字在陝甘寧邊區推行，效果很好。據吳玉章說，“延安縣市冬學中，不到三個月，就掃除了1500餘文盲，他們學會新文字，能寫信、讀書、看報，收到了很大的成績”。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中文拼音方案》公佈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中文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編輯本段方案出籠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馬上著手研製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協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採用什麼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採用什麼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復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時
  [中文拼音方案]

中文拼音方案
，他曾經問史達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麼辦；史達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葉籟士在發言中說：“從1952年到1954年這個期間，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要進行漢字筆劃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經過了三年的摸索，曾經擬定幾種草案，都放在《中文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漢字筆劃式）裏頭”。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劃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在中國制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繫，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國當時採用了斯拉夫字母，我們今天使用電腦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中國政府當時在字母選擇上的決策，是非常正確的。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他說，“吳玉章同志的發言講的很好。關於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裏頭，問題不大；在知識份子裏頭，有些問題。中國怎麼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採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吳玉章同志在這方面說得很有理由。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瞭。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麼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說，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但是，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數字，我們不是久已通用了嗎？拉丁字母出在羅馬那個地方，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採用。我們用一下，是否就大有賣國的嫌疑呢？我看不見得。凡是外國好的東西，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學，就是要統統拿過來，並且加以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我們中國歷史上，漢朝就是這麼做的，唐朝也是這麼做的。漢朝和唐朝，都是我國歷史上很有名很強盛的朝代。他們不怕吸收外國的東西，有好的東西就歡迎。只要態度和方法正確，學習外國的好東西，對自己是大有好處的。”（轉引自鄭林曦《論語說文》）。
　　此期間，群眾中也創制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根據統計資料，從1950年到1955年8月31日全國文字改革工作會議為止，寄來的方案有655個，從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中文拼音方案公佈為止，寄來的方案有1000多個，從1958年2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為止，寄來的方案有1667個。群眾設計的各種各樣的文字方案總共有3300多個。這種創制造文字方案的積極性，在中國文化的發展歷史上是空前的。這充分說明了語言規劃的社會性。
　　1955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設立了“拼音方案委員會”，開始設計中文拼音方案，提出了《中文拼音方案（草案）》。1956年2月12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中文拼音方案（草案）》，公開徵求意見。這個草案共有31個字母，其中有5個新字母（無點的i；長腳的n；帶尾的z,c,s），以便實現“一字一音”，不用變讀和雙字母。草案發表後在全國範圍內引起熱烈的討論，甚至海外華僑和留學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中文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工作，於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作為新的《中文拼音方案（草案）》通過，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中文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開始，《中文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中文拼音方案》是拼寫規範化普通話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寫方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拼音方案。這個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種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別是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優點，它是我國三百多年拼音字母運動的結晶，是六十年來中國人民創造拼音方案經驗的總結，比任何歷史上一個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
《中文拼音方案》有如下特點
　　①只用國際通用的26個字母，不增加新字母
　　②儘量不用附加符號（只用了兩個附加符號）；
　　③儘量不用變讀
　　④採用y,w和隔音符號“'”來隔音；
　　⑤採用四個雙字母zh, ch, sh, ng
　　⑥採用四個聲調符號來表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調類；
　　⑦採用拉丁字母通用的字母表順序，並確定了中文拼音字母的名稱。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說：“現在公佈的中文拼音方案，是在過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種拼音方案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從採用拉丁字母來說，它的歷史淵源遠則可以一直追溯到350多年以前，近則可以說是總結了60年來我國人民創制中文拼音方案的經驗。這個方案，比起歷史上存在過的以及目前還在沿用的各種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來，確實更加完善。”
推廣和應用
　　①用於給漢字注音：從1958年秋季開始，全國小學的語文課本採用中文拼音給漢字注音，接著，中學教科書、字典、詞典以及通俗讀物、掃盲課本也採用中文拼音注音。《人民日報》等用中文拼音字母給難字注音。1958年10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種商標圖樣和商品包裝上加注中文拼音字母。郵電局名、鐵路站名、氣象站名、城市街道名也都使用中文拼音標注。1982年6月19日國家標準局發佈了國家標準《中文書刊名稱漢語拼寫法》，規定國內出版的中文書刊在封面、或首頁、或封底、或版權頁上加注中文拼音書名、刊名。
　　②用於教學普通話：《中文拼音方案》公佈後，陸續出版了利用中文拼音編寫的普通話教材、讀物、字表、字典、詞典，促進了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中文拼音方案》已經成為外國人學習漢語進行全面訓練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③用於字典、詞典的注音、排序，書刊的索引。75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採用中文拼音排序，正文的每一個條目都注上了中文拼音。
　　④作為我國少數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我國已經有壯族、苗族、侗族、哈尼族、僳僳族、佤族、黎族、納西族、土族等少數民族採用中文拼音字母相一致的字母形式。
　　⑤用於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漢字的領域：《中文拼音方案》為盲文的點字和聾啞人的手語的制定提供了依據。中文拼音還可用於手旗通訊、燈光通信中，用同中文拼音字母對應的手旗訊號或燈光符號來傳遞資訊。在電子電腦輸入漢字方面，拼音輸入法是一種最為普及的輸入方法。
　　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定採用《中文拼音》
拼音的分類
　　24個韻母：
　　單韻母6個：a o e i u ü
　　複韻母9個：ai ei ui ao ou iu ie ue er
　　前鼻韻母5個： an en in un ün
　　後鼻韻母4個：ang eng ing ong
　　整體認讀：zhi chi shi ri zi ci si yi wu yu ye yue yuan yin yun ying（整體認讀發音與不整體發音不同）
　　23個聲母：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w
編輯本段大寫字母
　　中文拼音的第一個字母有時要大寫，歸納起來主要有下麵幾種情況：
　　1． 漢語人名：姓的第一個字母和名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Zhang Hui（張輝）中的Z 和H 要大寫。姓和職務、稱呼等組成詞語時，姓的開頭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其餘字母小寫。如Wang lao shi（王老師）中的W 要大寫。“老”“小”“大”“阿”等稱號的開頭第一字母也要大寫。如 Xiao Liu（小劉）中的X、L 要大寫。Lao Qian（老錢）中的L、Q 要大寫。A San(阿三）中的A 和S 要大寫。
　　2． 漢語地名、專有名詞（如書名、機關、團體等）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Bei jing（北京）中的B 要大寫，Shang hai（上海）中的S 要大寫，Ning bo（寧波）中的N 要大寫。如果專有名詞是片語，要按詞連寫，每個詞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的第一個字母Z，人民的第一個字母 R，共和國的第一個字母G 都要大寫。
　　3． 每個整句開頭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如果是詩歌，每行開頭第一個字母也要大寫。4. 商標和商店的名字，一般每個字母都大寫。

參考來源:http://bk.baidu.com/view/162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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